三、速久论的异同

速与久，是古代军事学中最能反映攻守特点的一对范畴。进攻和防御，作为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它们对战争进程的要求，也必然不一样。一般说来，进攻的一方经过精心准备，主动发起攻击，总是希望速战速决，一举获胜，力避旷日持久。相反，防御的一方被迫应战，为争取由被动转为主动，通常主张持久抗击，待敌力竭而后击之，反对急于决战。速久与攻守的这种对应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范蠡和孙武从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朴素地认识到这种关系，并根据不同的战略地位对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战略思想的差异。

孙武站在为“客”的立场上，主张进攻速决。这个思想在《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讲得十分明白。如“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兵闻抽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至于为什么要速战速决，他没有从正面申述理由，而是从反面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依据。首先，兵久而国贫。他以十万人刀出征为例从武器装备等后勤供应方面概算指出“驰车千咽，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认为，如果久战不决，将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消耗，即“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其次，兵久则民困。战争久拖不决，国库空虚，必然赋役骤增，物价飞涨，加重人民的负担，使“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并且为保障作战物资的供应，“内外骚动，息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兵久则军疲。孙武认为，“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进攻作战应一鼓作气，不然，“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难免师老兵疲，前功尽弃。第四，兵久则陷入两面作战。春秋时期，诸侯列国互相兼并，彼此征伐。如果长期暴师于外，势必国内空虚，给人以可乘之机，很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一且“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能人智士也难以挽救危局。

与此相反，范蠡站在为“主”的立场上，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强调中心任务是如何保存军力，如何变被动为主动。他深知，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的情况下，如果急于决战，无异于飞蛾扑灯，自取灭亡。他主张，一方面要避敌锋芒，持久抵抗切勿过早地约期决战；另一方面则要舍得暂时放弃一些局部利益，以空间换时间。为扭转战局创造条件。这是他助越灭吴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尤以事吴归国之际的进言，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时，越之国土已被吴侵吞大半，只剩“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鄙，西至于姑苏”，方圆不过百里的地方。

勾践痛心疾首，急召范蠡问计。范蠡指出：“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认为：“时将有反，事将有间。......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所谓“时”，是指适于反攻的时机、战机；所谓“事”，则指扭转战局的客观条件。其中的“待”、“须”二字，充分体现了范蠡舍小利，图大业，持久防御的思想。正是由于坚持了这一思想，才使吴王被越国的表面垫伏所迷惑而不以为备，从而使越国得以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逐步强盛起来，为全面反攻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应当看到，孙武主速，范蠡主久，这种差异只是就战略思想而言的。在作战指导上，二者无不主张速战速决。如，范蠡提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也就是说，一旦反攻时机成熟，应立即以迅猛的军事行动打击敌人，不予其喘息之机，力求一举歼敌，决不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