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范蠡及其思想的精神文化价值
左丘明研究院 杨奇

    摘要：大雅商道，德善和合。于今快速发展的物质文化社会，探寻商业之路、发展之机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人类经济思想的肇始，已于世界早期文明初露端倪。两千年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范蠡以其独到的商业思维致富济困，诠说了“富而行其德”的内在意蕴。其顺天时、知人意、运地利的能力以及“持满者与天，节世者以地”的处世之法久为世人崇仰。面对如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的重大转捩，如何发掘运用商圣范蠡的经济思想至为关键。本文试以范蠡思想的精神文化导向层面浅论其思维转化、文化继承的时代价值，渐次探索商道、处世文化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在天人合一、中正仁善等思绪中润化出的中华文化洋洋大观，其间百家思想构筑起继远古、开今朝的文明大厦。对于经济思想的探索，始终须围统一定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进行追溯。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经济学家范蠡就以其独到的商业理论使后世中国商业发展积奠博厚。探讨其经济思想与处世准则，利于指导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的源流和走向，同时发现传统思想和商业思维，互鉴共荣的时代价值。

    一、兴越灭吴而身退的思维
    探讨范蠡智慧，现由其人生阅历中的入越、入吴、灭吴、成越、身退、经商等几个阶段展开分析。
    范蠡因其知进退、明商道，后人赞其为商圣，字少伯，其生活时段与孔子相近,在由其出生之处宛地入越后,渐封为越国上大夫,同时其博闻强识,广读《诗》、《易》等典籍，学习姜太公的军事理念，便积攒了深广的政治谋划思维和顺然有度之道，故而其人生早期积累与后来助越灭吴以及经商致富密不可分，亦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学优登仕、内省深虑的价值导向。
而天道无亲，世事易变，范蠡所处楚国并非安顺清廉，其明珠暗投，几经波折，因缘使然，楚国名士文种遇范蠡，结为好友，遂共同投奔越国。“范蠡事越干勾践，既苦身勠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可见范蠡辅国有方，深得越王重任。政局起伏，越王鉴于“会稽之耻”,“越国既败，为难之时，越王求计于范蠡，范蠡献策：‘卑辞厚礼民遗之、不许，而身于市’。”(《吴越春秋·卷四》)意谏越王践为洗除耻辱，万种方法均可一试，甚至使自身于吴为质也在所不辞，并以“夫吉者凶之门，福者祸之根，今大王虽在危难之际，熟知其非畅达之兆哉?”(《吴越春秋·卷四》)此类非凡之辞劝说宽慰越王，足体现其深厚的道家辨证思维，与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如出一辙，并体现于后时的经商之道。范蠡不惜以君臣生命为抵押，用短暂的“否”换得长久的“泰”，当钦服其临危不惧而泰然自若的处世之法，而此中范蠡未志纲常之理，质于吴间亦守君臣之道。后来范蠡于吴越转折之时，果断出策，也力主发展农桑，强化农本意识，几经改革提升国力。越国终胜于吴国。也印证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史实，范蠡功不可没。此间证明范蠡有勇有谋、坚定有志，是忠良坚毅之臣，属国之栋梁，展现出典型的士大夫精神。似于范蠡之类的文士忠士的士大夫群体，其对社会的合理运转和联系官民之间的思想思绪具有深远的促进协调作用。
    越既已胜吴，范蠡未曾志满安适，他“为书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洗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乃装其轻玉珠宝，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返。”(《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欲以命报效君主，而越王欲留之，其不肯再留。又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臣闻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越语下》)据此可观《史记》认为其携所积珠宝而泛诲离越，《国语》表明吴亡后未返越，即从五湖(今太湖附近)离去。《吴越春秋》则认为他既出三江，亦泛五湖。综合而论范蠡功成身退是不可争辩的史实，至于其所携财物、离越入齐线路等因素，置于其人生整体层面，有时亦不为重。
    居吴越间，既胜，范蠡功名加身，知不安而退隐，且不忘旧友文种，以《遗大夫文种书》劝言：“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吴越春秋·卷六·勾践伐吴外传》)而文种不信其语，后勾践担忧文种图谋不轨，赐文种属卢之剑，故文种伏剑而亡。
    于此观得，范蠡所为实明智之举，既谋事，亦观人，展现中国古代所崇尚的知耻后勇，审时度势、君臣之纲等思维倾向。显明其明辨世事、洞察是非的能力，并坚持适度原则。于今日的小康社会构建和经济“无失其时”具较大引导之用。其浮海出齐之迹，也是其隐忍精神和儒道所倡导的君子之风的再深化，并借此开启了后半生的君子商道之门。

    二、树立仁义和合的君子商人形象与商道精神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农耕经济发展进程中，商业恒常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现象实滥觞于远古。华夏民族为大河农耕文明，顺天时而察地利，地形与思维较为封闭，利于守中固本的儒道君子文化理念的形成和转换。在此多方因素上，商业在农业根基中发芽，其果必有农耕本原之气息，故而中华民族义利观便成为二千余年商人及百姓所重视的思想。范蠡入齐鲁，近孔子儒学中心，当具浓厚的重义轻利色彩，而未过度，其恰当地处理了二者之关系。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本句佐证君子小人之别，且亦是相对而言，非有利无义即小人、有义无利即君子。范蠡当属君子，而有利为其经商做支撑，以义为其声誉做底色，是高水平的经商之策。当范蠡认识到名利双得的大贵之时，也可反观，此为其辨证求得之时，认为非吉事，断然“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他来到泰岳之阳的鲁地，不再北上，于此陶地和陶山隐居经商。“居无何,则致赀累数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既致富，且称“公”，则其理当因义生利，又以利得更深之义，深合仁义之行，是权衡利弊的重要选择。
    范蠡于此自谓“鸱夷子皮”，实属自谦，即君子仁义之德。再观《史记·卷四十一》,可知其经商于齐,大致有以下事迹：“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陶救子；“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皆反映其有利于乡党，有义于家邦。可使自身的政治思维于经济思想取舍相合，以达到合德合法的商道之义。《周易·乾》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范蠡即精勤谨慎。且古人认为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做人当如此，先立德树其志。范蠡将立德贯穿于生命始末，他守真持正，在越为臣，严明遵守君臣礼法，经商则以义为先，少时即勤读诗书立远志，协调君民关系，发展农桑并因时而易，均为其积成厚德。在助越胜吴以及经商惠民上，主张农末兼营与“逐什一之利”“平粜齐物”等，惠及万方，是谓立功有为。对于市场走向，经商准则方面，其认为“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史记·货殖列传》)留有《商训》《十二戒》等警句箴言以指导经商之道，并有深厚仁义儒法理念。故此范蠡已然于德、功、言中均有建树，且善用人才，实为君子儒商。而在纷繁庞杂的全球化世界，亦当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其志，以切实指导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范蠡商道思维在很大层面上与今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
   《史记·货殖列传》誉之：“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此中又表明范蠡将致富后的财产布施于贫苦百姓和非亲非故之人，做到了德财两全，亦为慈善之举，鉴于此又为其开拓了商路，赢得广泛且优良的社会声誉。

    三、范蠡完成了“回归”思想的再度深化
    范蠡功成身退、农本兼营、义利相合均是其独特的“回归”。经历起伏而须稳定，持稳方可长久，故回归本心和质纯是再度发展的关键要求。
    (一)回归农业和消费者。中国自古重本抑末，由于商人流动性大和商业的不稳定性以及社会管控复杂等特征，以农为本成为古代公认的产业主导结构，商业始终在抑制中生存。而范蠡能够借农业之优势将商业价值发挥到较高程度。其主张农末兼营，因地制宜。在齐则制盐且渔，在陶山则隐居种粮。唐仲冕曾作《陶山赋》誉之：“沼吴计成，相齐名显。养鱼有池，牧羊有栈。致资百万，能聚能散……木则白榆翠柏，果则文杏绯桃……”可见其未一味经商，而是切实回归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所以日久天长亦会“能聚能散”。
    消费者是商业流通中的一大动力与主体，坚持供需结合，薄利多销，以需求为源头进行物资调配出售，而陶朱公《商训》有言：“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陶朱公经商十八法》云：“需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诸如此言，皆展现其待客尊德之态度，方能商道久传。
    (二)回归四时。范蠡为臣时，“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国语·卷二二》)在保证供给充足状态下，分析需求形势，甚者采用待乏政策，使之更易调控生产供给，又避免造成产能过剩的损失和弊端。故而四时无失其时，收支供需各有其适。
    (三)回归仁德，续儒家、周礼之统，开商道仁和之风。范蠡守中持德，固本生新。尤为《商训》、《陶朱公经商十八法》，体现其以义为重、乐善好施，厚积薄发之传统价值观，更印证其“富好行其德”的处世准则。其对商业道德与人文道德给予了绝佳的融会，值得后世广为借鉴而内化。
    (四)回归本心。回复天理与良知，始终作为范蠡在经商时的一个潜在要求。“用度要节俭”“钱财要明慎”“立心要诚正”“主心要安静”“相处要诚实”(《陶朱公经商十八法》)此中无一不在回复本心的中正，将为商即做人进行了精明的诠释。再者其在名利兼得后重新开始人生，竟散尽家财以谋生，是他对本真纯良善美与安顺崇德的向往所做的抉择。
日月轮转，周而复始。人生若得安，亦需不断重复旧知、守好本心，故此似未济卦，范蠡与越胜吴后认知其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道理，而物不可穷，事不可尽，果断身退以迎平安，似走到泰卦之通达和顺且功勋卓著的商业之路。

    四、诗赋中的范蠡借喻精神
    高德忠士常为后人所用其典，故知名士的导引与指向作用，更在于其精神传续之中。现试举几例。唐代杜牧在《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中：“惆怅无日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本诗总体为杜牧怀古伤今、崇尚自然的情感基调，感叹六朝旧风消散而追求自然静谧，万物无常而志士已去。联想到春秋范蠡隐退之迹和辅政之功，而自己无缘无时再见其人。因范蠡浮海出齐与五湖泛舟之事，所蕴含其“无为而无不为”的心态，并具归隐、归心之意，故给予后人一种淡然处世、功成身退的启迪，于今之个人适应社会百态的方式当有辩证借鉴之用。
    唐温庭筠之《利州南渡》诗尾联云：“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该诗亦对江水、沙草、船舶以不假修饰的语言表露淡然闲适之情。进而尾联以五湖泛舟之典升华诗意和个人心境。此中传达出仰望范蠡立功隐退时的无拘束、少心忧的释然之境。而温庭筠在此处于政治上落魄失意之时，想到陶朱公之心念，二人均有志于国而形势不许，有归隐之心，作者亦有所舒怀。此中范蠡精神润化为与世无争、淡泊明志。可与陶湖明、丘处机等探研其回归之道。
    杜牧尚于《西江怀古》尾联言：“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唯属往来商。”极言“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与诸子登砚山》)之自然屡变，而商道尚存的范蠡经商之志。汉儒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写道：“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又西汉李陵之《答苏武书》言：“范蠡不殉会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且南宋政治家、诗人王十朋诗誉范蠡：“只与君王共辛苦。功成身退步逡出。五湖渺渺烟波阔，谁是扁舟第一人。”诸如此类，侧重借鉴范蠡军事思维、政治思维所体现的忠良明智之道，亦长久垂范于万世。
    五、扩展泰山地区文化名人与国家大层面之人文交融度
    以范蠡人生由南至北的总轨迹而言，其串联起吴越江浙地区、齐鲁海岱地区、豫皖中原地区，使三处广阔地域产生共同的文化名人认同感，对于联络交通、商贸往来、文化合作有深厚且不可替的影响。
    于今据史可查范蠡墓有四处：泰安肥城、菏泽定陶、亳州涡阳、岳阳华容。而肥城陶山与定陶均更符史实。亦可借此统筹四方范蠡故事与遗迹，从而使泰山文化圈中肥城陶山这一范蠡暂隐处作为文化动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越绝书·卷六》记述范蠡：“生于宛橐，或三户之虚，始居楚川”。此中“宛”为今河南南阳市。后经文种举荐范蠡入越，处于东南扬州之地。《史记·卷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言：“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齐人闻其贤，以为相。”此表明又身居齐鲁间，故前已论范蠡的文化联络之功，因其广博远见、因地制宜所以可将不同地区经商策略予以贯通而运于世。“陶”近泰山与曲阜，可发掘其义利观和儒商理念，并推出文创产品，于论坛内集结与范蠡相关地区的商迹旧闻同时进一步润化文化整合，渐生文化自信，并丰富泰山文化的深广性和君子商道精神，达到孔孟之德。范蠡商风的独特文化价值。而此中须重点结合各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坚持实用主义与文化传承导向。
    六、结语
    回归有儒大雅、既富亦德的范蠡商道精神，是新时代所崇尚的“中国梦”文教昌盛、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
    综观范蠡，其在立德经商中体现出适度原则、待乏原则、顺时原则、兼擅(农商)原则，此四项皆可用于今日社会的产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改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政策与方式中，并利于扩大文化开放度和文化多元化性。探研范蠡的经济思想和处世之道，既是对中华文明商业与道德共生的现代性回应，也是对当今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与经济转化融合的探求。于此商圣的商道精神，守本生新，德泽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