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范蠡考（二）

刘绍明

    历代对范蠡的崇祀及民间传说对范蠡财神形象的丰富。
    中国历来有奉祀祖先圣贤的传统，《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悍大患则祀之。”对范蠡的尊奉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越语下》记载越王勾践铸范蠡金人之事：“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之，浃日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
    这颇有后世的“生祠”的意味。到三国时期，蜀汉习隆、向允等奏请后主刘禅为诸葛亮立庙，特引用勾践铸造范蠡金像之故事：“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意”。
    根据可考文献，最早的奉祀范蠡的祠庙出现在汉末范蠡的故乡南阳。郦道元《水经注》淯水条注：“郭仲产言宛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城侧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宅也。后汉末有范曾字子闵为大将军司马，讨黄中贼至此祠，为蠡立碑，文勒可寻。夏侯湛之为南阳，又为立庙焉”。南朝宋盛弘《荆州记》亦记此处之范蠡祠。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范蠡祠，祠即蠡之故宅也。蠡死之后，三户人迄祀之，今祠甚严”。可见自汉末至唐宋，范庙犹存。南阳城南三十里屯至今犹有范蠡庙遗址可寻。明成化《河南总志》、清康熙《南阳县志》和光绪《南阳县志》或称之范大夫庙，或称之范蠡庙，均有详细记载，或有图示。
    在吴越之地，对范蠡的奉祀更为广泛。宋范成大《吴郡志·祠庙下》记：“三高祠在吴江县垂虹桥南，即王氏臞庵之雪滩也。昔堂在垂虹南圮，极偏仄，乾道三年，县令赵伯虚徙之雪滩。三高者，范蠡、张翰、陆龟蒙也。此祠人境俱胜，名闻天下”。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吴江知县林肇（宜兴人）建鲈乡亭，绘越范蠡、晋张翰、唐陆龟蒙在亭内，尊称“三高”；宋元祐五年（1090年）知县王辟建三高祠，绘像于壁，其后又为三高塑像祭祀。宋范成大《三高祠记》云：“三高者；越上将军范氏，是为鸱夷子皮；晋大司马东曹椽姓张氏，是为江东步兵；唐赠右补阙姓陆氏是为甫里先生”。绍兴为越之国都，范蠡从政之地。据雍正《浙江通志·祠祀》记，绍兴府城内明清时期有陶朱公庙等纪念祠庙，嘉兴府则有明建范少伯祠遗存。诸暨历史上曾健有范相庙和兴越二大夫（范蠡、文种）祠，据宋《嘉泰会稽志》载，在诸暨陶朱山上有“范蠡祠，相传为越大夫范蠡故宅也。山上有鸱夷井。又有范文正公（范仲淹）题词石刻”。
    在山东定陶、肥城亦有纪念范蠡的祠庙，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群祀志》曹州条载：“范蠡庙，在州西南济阳故城内。宋吕本中诗：悠悠千载五湖心，古庙无人锁绿阴；为问功成肥遁后，不知何术累千金。又滕县陶山下亦有范蠡祠”。该志定陶县条载：“范蠡庙，在邑境内”。万历十三年《滕县志》载：“陶朱公庙，在陶山后薛河上。”
    传说范蠡行迹所至之地很多，如洞庭湖赤山岛、宁波陶公山、宜兴等地多有祀范蠡的祠庙遗迹可寻。
    民间对范蠡的崇祀，自唐宋而后影响渐为广大。这与统治者的倡导不无关系。
    据《新唐书·礼乐志五》载，唐代设武成庙之祀：“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范蠡被列为配享之神位。宋代更奉尊范蠡为“遂武侯”。《宋史·吉礼八》：“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于是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绍兴元年，命祠禹于越州，及祠越王勾践，以范蠡配”。民间的崇祀不绝加上统治者的倡导，唐宋而后对范蠡的祭祀愈来愈热。民间对范蠡的奉祀，扩大了范蠡的影响，使之巨商富贾形象深入人心。这为明清时期范蠡财神神格的确立奠定了民间信仰基础。
     民间财神之说约略出现在宋代，宋代有财马、财门的称呼。宋代送穷祈财仪式中有“相共送陶朱”的说法，似乎此时“陶朱公”已隐隐约约参与到民间的祈财活动中了。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江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出现，新的生活方式与古老的的传统信仰出现裂痕，财神应时而出。财神的出现不止表达了民间俗世对财富的欲望，而是为新的追求财富的各种方式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保护。陶朱公范蠡应该在此时成为民间财神。在范蠡被奉祀为财神的过程中，明清以来的民间传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范蠡自号“陶朱公”，宜兴等地则奉之为陶业鼻祖、造缸先师。旧时，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宜兴的陶业工人有集合纪念陶朱公的礼俗。景德镇等地则奉之为窑神。在豫北农村，据说陶工是从山东定陶过来的。旧时这一带人都敬范蠡为祖师爷，陶工坊里有他的塑像，每年三月半和十月半陶工们要祭祀他，大家还要聚餐，叫散福。
    清代绍兴的商会也奉范蠡为商祖，每年挂像祭祀。旧时绍兴民间农历五月十一日，举行庙会，祭祀范蠡大夫。
    在豫东，人们传说，范蠡死后尸体化为蝙蝠，蝙蝠飞到哪儿，哪儿就会富，这些地方把蝙蝠当财神。还传说蝙蝠是卖盐的财神等。豫东人还传说范蠡的妻子是天帝身边的玉女，神通广大，帮助他得到不尽的钱财。
    在山东，人们传说范蠡每到一地都会教人如何做生意，给他们拿出本钱，并告诉人们 “钱能生一，一能生十，十能生百，无穷无尽”的道理，这就是生意的来历。山东一带还流传陶朱公造称的传说，定陶陶朱公的传说已被公布为山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潮汕人传说的财神是范蠡，商户商家于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素有拜财神的例俗。他们称老板为头家,也有人认为是陶家,与陶朱公有关。
    民间还有陶朱公烧制聚宝盆的传说。传说陶朱公退出商界后，感悟人间正道，晚年大彻大悟，倾其一生之力，将全部的心血与感悟，凝烧于一方至宝之中，取名“聚宝盆”。聚宝盆烧制成功的次日，陶朱公最后一次散尽家财，怀其重宝而升仙，从那以后天下就有了财神。关于陶朱公的聚宝盆，民间有《陶朱宝之宝》的奇诗传世。民间还有童谣：“琉璃窗、朱漆门，堂上供着大财神；大财神出凡尘，三聚三散越王臣，越王臣,富贵身,手里捧个聚宝盆，聚宝盆,天下闻，财源滚滚满乾坤……”
    从现存年画实物来看，陶朱公的财神形象的确立也是在明清之际。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收藏有《陶朱致富图》，《中国美术全集》收录有《陶朱公种竹养鱼致富全图》，这些年画实物据考均是清初苏州桃花坞的作品。清代天津扬柳青年画中也有了文财神陶朱公形象。现在遗存下来许多不同材质的明清时期的文财神形象，据考，一部分就是文财神陶朱公。
    可以说民间传说丰富了财神陶朱公的形象，民间对财神的崇信也使陶朱公的财神形象深入人心，所以许多致富术托于陶朱公名下。明清时期江南一带广泛印制了《陶朱公致富全书》，甚至会计记帐薄也以“陶朱录”命名。《陶朱公经商术》、《陶朱公经商十八忌》、《陶朱公商训》等虽是商家的经验之谈，也托名陶朱公，于此可见明清以来范蠡作为财神在民间商人心目中的智慧形象。
    那么，道教又是何时确立陶朱公范蠡的财神神格呢？
    晋葛洪《抱朴子》多次提到陶朱公范蠡，有“陶朱之术”，“陶朱之资”的说法。后世也有不少效陶朱之术而致富的例子。但这里的陶朱之术并非道教祈财之法术。早期天师道有祈财之法术及符箓。如《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有《主贾市》一节，其中提到主“诸市”“金银”的“天市君”、“无上万福君”、“朱庐君”等，但似乎两者并无直接的联系。正如上述，由于中国长期的重农抑商，财神直到宋代才浮出水面，明清以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财神信仰日益深入广泛，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也正在这一时期融合吸收了民间的财神信仰使范蠡等民间财神步入道教的殿堂。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道教之所以奉范蠡为财神的原因。第一，道教所奉之神往往与此人生前的人格功德有密切的联想关系。范蠡居官则致卿相，居家则致千金，出神入化的经营手法，深刻而明晰可行的经商理论使他成为道教司财之神的重要原因。在诸多财神中范蠡与财富联系最多。第二，范蠡与道家有密切的联系，与道教渊源最深，是道教之神仙。第三，范蠡“富好行其德”的品质满足了宗教的“报偿性”的诉求。道教在选择财神时格外注意财神的道德承担，范蠡富行其德，也是因德致富。范蠡经商有术，但并非一般意义的得财守财。范蠡以财富为生存手段但不以财富为生存目的，所谓“范蠡式”的经营智慧，并非指买卖过程中的投机取巧之类的雕虫小技，而是指的一种对财富本质的彻悟式理解。在范蠡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财富观念。这种出世的财富价值观最与道教的财富价值观相合，与拜金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范蠡“三聚三散”其财，在取舍之间游刃有余，执与不执随心所欲，表现出入世又超脱于世俗的气度与智慧，也许正是由于范蠡致富的天才与他对财富的大彻大悟的理解，才使他成为中国传统信仰中最富财神气质的财神。
    综上所述，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道家人物，故而较早地被道教奉为神仙。在民间，对陶朱公范蠡的崇祀一直延续着。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商有术的陶朱公逐渐成为行业神并被民间奉祀为财神，诸多民间传说丰富了陶朱公范蠡的财神形象。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融合吸收了了民间的财神信仰，进而从宗教意义上明确了范蠡的财神神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