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范蠡父子论汉初三杰的交换心态
梁满仓
摘 要:《史记》中记载了一个范蠡解救被判死刑的儿子的故事。故事中范蠡和他的儿子都是商人,他们恰恰代表了商人的三个层次。张良、韩信、萧何是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他们或在政治或在军事或在经济方面具有极高才干,为西汉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如果把他们的才干看作与刘邦进行政治交换的资本,则他们在政治军事实践中表现出的交换心态,正好能与范蠡父子对应起来。张良与范蠡的交换心态是相同的,所以二者属于同一个层次。韩信就像范蠡的长子一样,过于看重自己的资本,在付出与收获之间过于锱铢计较,精于算计。萧何为取得刘邦的信任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范蠡的小儿子为救哥哥会毫不保留地用光所带钱财,二者是一样的。
关键词:范蠡;汉初三杰;交换心态
一、引言
关于汉初三杰的研究与评价,历来呈现多种角度与色彩。唐人秦系诗云“长策胸中不复论,荷衣蓝褛闭柴门。当时汉祖无三杰,争得咸阳与子孙”[1],总结了三杰的历史功绩。荆煜君从矛盾人格角度对韩信进行分析[2],姚振文从军事角度总结了三杰的思想精华[3]傅金才从合作角度分析了三杰与刘邦的关系[4]。但从交换心态角度分析三杰的成败得失似未多见,本文欲从这个角度加以分析。春秋战国是商业活动极其活跃的时期。管仲与鲍叔合伙做生意、魏国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5]3258-3259的生意经,孔子弟子子贡“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濮阳人吕不韦贩贾于邯郸,做成“立主定国”赢利无数倍的买卖,都是众所熟知的历史典故。浓厚的商业气息不免会向政治生活渗透,其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直接经商,一种是政治家、军事家以商人心态进行活动。前者以春秋范蠡为代表,后者以汉初三杰为典型。
二、范蠡父子的交换心态
范蠡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其最突出的政治业绩,就是与文种一起,在越国风雨飘摇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使越国免于亡国,协助勾践最终灭掉吴国,横行于江、淮东,实现了称霸的目的。然而在功成名就之际,范蠡却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并看到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便向勾践辞职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已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5]1752 当然,“请从会稽之诛”并非真的去死,而是表达自己的去意。面对勾践的挽留,范蠡说了六个字“君行令,臣行意。"便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身未返。
范蠡离开越国来到齐国,改名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不久便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之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他看到此地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畅通,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便自称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没过多久,便致资财巨万。在这个时候,节盛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范蠡有三个孩子,老二在楚国杀人,犯了死罪。范蠡说:“杀人偿命,人之常理。但金钱可以买命。"干是准备了两万两黄金,让他的小儿子去楚国救哥哥。大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尽哥哥救弟弟的责任,并以死相争。范蠡的妻子也主张让大儿子去。范蠡没办法,只得改派大儿子。临行前,范蠡写了一封信,让大儿子到楚国找一个叫庄生的人把信和金子一并给他,并说交给庄生后一切事都听他安排,不要与之发生争执。大儿子出发时,除了范蠡给他黄金外,自己又私下准备了一些黄金。大儿子到了楚国,见到庄生,把信和黄金交给了庄生。庄生说:“没你什么事了。你马上回去,不要在楚国逗留。你弟弟马上也会被释放。然而,大儿子离开庄生家后并没有回国,而是用他私下带的黄金买通了楚国的高官。
再说庄生,他在楚国以廉洁耿直著称,自楚王以下都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他收下范蠡的黄金之后,并没有打算自己要,只是想事情办成之后再归还给范蠡,以证明自己的能量和信用。他马上去见楚王.假称天象异常,请楚王大赦以禳灾。楚王答应了。被买通的楚国高官提前把大赦的消息告诉了范蠡的大儿子。大儿子想,既然要大赦。不用庄生帮忙,弟弟也一定会放出来,那两万两黄金岂不是白白送给他了吗。于是,便又回到庄生家里,庄生大惊,问:“你怎么还没走?”大儿子说:“我初次来这里,是为了弟弟的事。听说弟弟要被赦免了,特向您告辞。"庄生知道他是来索要黄金的,便把那两万两黄金退还给了他。
范蠡大儿子走后,庄生感到自己被他要了,又羞又气,便又见楚王说:“我听街上百姓纷纷传言说因为陶之富人朱公子因杀人人狱,他家用金钱贿赂大王左右,所以大王欲行大赦,不是为了消灾而是为了朱公子的缘故。"楚王闻听大怒说:“寡人虽不德,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便下令先杀掉朱公子,第二天再下赦令。范蠡的大儿子最终是持其弟丧而归。听到这个消息后,范蠡说了这样一段话:
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5]1755
范蠡这段话把儿子分为两种类型,大儿子跟着父亲历尽千辛,深知赚钱不易,所以看重钱财,能花小钱办到的事绝不花大钱,能不花钱办的事连小钱也不花,斤斤计较于舍与得之间的天平倾斜。小儿子生在富中,从小锦衣玉食,从未体验过赚钱的艰辛,在花钱方面从不吝啬,且无节制,用花不完的钱买无尽的享受。其实除了两个儿子以外,还有第三种类型,就是范蠡自己。他功成身退,弃政从商,数次资财巨万,又数次将其尽散,能得能舍,聚散自如。范蠡和他的儿子都是商人,他们恰恰代表了商人的三个层次。张良、韩信、萧何是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他们或在政治或在军事或在经济方面具有极高才干,为西汉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如果把他们的才于看作与刘邦进行政治交换的资本,则他们在政治军事实践中表现出的交换心态正好能与范釜父子对应起来,
三、张良的进退自如
秦末汉初,不少人是抱着以才干换需要的目的加入刘邦集团。史籍记载:“汉五年,已杀项羽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6]“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5]2722刘邦以萧何居功最盛,群臣不服。争功之风如此之盛,足见这些人当初的出力是为了换取今天的报酬。以己之有换己之需,这种商业原则同样体现在刘邦集团的政治关系中。作为刘邦集团中的功臣,张良也不例外。
张良具有“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本事,这是他换取自己所需的资本。张良需要什么呢?观张良整个行为轨迹,以其资本所换的需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灭秦复韩,自身安全。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韩国被秦国所灭后,张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寻得大力士用一百二十斤的铁椎在博浪沙狙击东游的秦始皇,未遂,在朝廷“大索天下求贼甚急”的情况下,更名改姓,亡匿下邳。当然,即使刺杀成功,这个举动也不足以灭秦,但它包含着其灭秦的思想倾向
陈胜起兵后,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投奔楚王景驹的途中与刘邦相遇。刘邦拜张良为厩将。此时张良之所以依属刘邦,一来是因为刘邦“常用其策”与刘邦合得来:二来深知自己少年百余人不足以灭秦,与刘邦相合,力量增大。这一举动显示了他灭秦的欲望。
项梁起兵后,势力强大,张良与刘邦一起投到项梁麾下。项梁立楚怀王,张良对项梁说:“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5]2306于是项梁派他寻求韩成,立其为韩王。以张良为韩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刘邦从洛阳南出辕辕关,张良又领兵跟随刘邦.攻下韩国故地十余城。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张良一起南下,攻下宛,西人武关。一路上破峣下、蓝田秦军,一直打到咸阳,秦王子婴投降,标志着秦朝的灭亡。在此期间,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可以说是以才智换取灭秦复韩的实践。
鸿门之宴张良帮助刘邦脱险,一是受韩王成之命随刘邦人关,“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二是因为刘邦是泰王朝的终结者,是张良灭秦要求的满足者,所以张良觉得有保护刘邦的责任和义务。此时张良并没有与项羽彻底决裂。《史记·留侯世家》载: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5]2038-2039
这是鸿门危机后项羽称霸分封天下后的事。项羽分封不公,把不好的地区分封给韩赵魏燕齐等国之后,而将好地域分封给自己的亲信。张良为刘邦争取封地汉中,并送他到褒中,为他出主意烧绝栈道,以去项羽之疑心。与刘邦分别后,回到韩王成处,说明张良虽然对项羽分封不公不满,但仍想扶持韩王成,维持韩国复国的现状。然而项羽接下来的行为让张良大为失望。史载张良到韩王成身边后,项羽并没有让他们到封国去,而是把他们带到彭城。不久废韩王成为侯,旋又将其杀害。于是“良亡,间行归汉王”,这标志着张良与项羽决裂完全站到刘邦一边为刘邦灭楚尽心尽力。
张良选择帮助刘邦灭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刘邦是他灭秦愿望的实现者,也是他复韩愿望的寄托者。刘邦始终给张良以复韩的希望。比如他在历数项羽十大罪状时,其中第八条就是
“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刘邦在西入长安途中,使张良以韩司徒征略韩故地.得故韩襄王庶孙韩信。刘邦被封为汉王,也把韩信带到汉中。后来出关中定三秦拜韩信为韩太尉,让他将兵略韩地,答应事成后封他为韩王。韩信略定韩十余城,被刘邦立为韩王。刘邦对韩王的态度,让张良坚定地选择了支持刘邦反对项羽的立场。
在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过程中,张良曾经阻止了刘邦接受郦食其分封六国之后的建议,这似乎与他复韩的要求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张良阻止分封的理由。
第一,现在如果不能置项羽于死地,则不可以效法周武王封商汤伐桀而封其后代那样搞分封。
第二,如果不能得到项羽的人头,则不可效法周武王封商纣后人那样搞分封。
第三,如果不能树立并大力表彰项羽阵营中持有异见的圣者贤者智者,则不可效法周武王封商纣后代那样搞分封。
第四,如果不能散发项羽府库里的资财给百姓则不可效法周武王那样搞分封。
第五,如果不能刀枪入库、休兵止战,则不可效法周武王那样搞分封。
第六,如果不能马放南山,以示马无所用,则不可效法周武王搞分封。
第七,如果不能放牛桃林之荫,以示不再输送军用物资则不可效法周武王搞分封。
第八,“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5]2041
上述八个理由可分成两部分,第一至第七是说现在不具备分封六国后代的条件。第八个理由是分析了条件不具备时分封六国的危害。最后张良说:
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5]2041
这番话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所立六国之后只能是“臣”的地位,或者称臣于楚,或者称臣于汉;第二,唯其如此,所以要弱楚灭楚;第三,建立六国称臣于汉的社会秩序。这是张良复韩思想的清晰表达。
纵观张良全部社会政治实践,是追求实现灭秦复韩的目标。追求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换过程。这个交换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不计成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曾用自己全部家财进行交换,散尽家财仍得不到,又投入反秦浪潮用自己的才智进行交换。在楚汉相争之前,张良已经投入了一部分智力,当他发现需要投入更多的智力帮助刘邦战胜项羽才能换得复韩的需要时,便毫无保留地为刘邦集团出谋划策。楚汉相争过程中,三杰中萧何任氶相,韩信任大将军、齐王,只有张良没有职务,但丝毫不影响他献计献策。
另一个特点是满足即止,绝不贪婪。刘邦战胜项羽后,大封功臣。他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5]2042张良推辞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5]2042刘邦定都长安后,张良随从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他自己解释说:“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5]2048春秋时范蠡辞相散金时曾说:“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张良与范蠡的交换心态是相同的,所以二者属于同一个层次
四、韩信的锱铢计较
韩信为汉初三杰之一,具有“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才能,怀着这样的才能,韩信非常自信地走进以自己所有换取自己所需的交换场中。
韩信所要换得的东西是什么?从司马迁所说的一件事中可知。司马迁实地考察时,来到淮阴,淮阴人对他说,韩信还是布衣百姓时,家境贫寒他母亲去世,尽管“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5]2629-2630司马迁亲自到韩信母亲的墓地查验,果真如此。可置万家相陪的陵慕其规格非同一般,可见封王封侯是布衣时候的韩信就已经梦寐以求的目标。
韩信对自己以本事换王侯的前景充满了自信。布衣时候的韩信一贫如洗,又不能治生经商常靠人施舍饮食为生。他在淮阴城北淮河畔钓鱼时,一位在河边漂洗的老媪见他饿得可怜,便一连几十天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他吃。常人看来,这是施舍,而在韩信眼中,这是一场交易,他不白接受老媪的接济,“吾必有以重报母”这句话既表达了他对老媪的赊欠,又表现了对自己以本事换富贵的自信。封楚王后,韩信在封地找来当初帮助他的老媪,赐以千金,还清了当初的赊欠。
风起云涌的反秦浪潮以及后来的楚汉相争,为韩信以才能换所需提世了市场,他首先是选择交换对象,即谁需要他的才能同时也能满足他的需要。他曾仗剑随从项梁,项梁死后又为项羽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因此知道项羽不是他要选择的交换对象,便离开项羽进入汉中投奔刘邦。由于没有名气,开始作连敖这样的小官。后坐法当斩,在斩完一同犯法的13个人以后,就轮到了韩信。韩信大呼:“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负责监斩的夏侯婴见他不凡,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推荐给刘邦,刘邦任之为治粟都尉。这次历险,客观上也帮助韩信了解了刘邦的需要,即能帮他取天下的人,
韩信知道刘邦缺什么和自己有什么。韩信曾与刘邦闲聊,刘邦问韩信诸位将领带兵的本事,韩信的回答是各不一样。刘邦又问:“如我能将几何?”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问:于君何如?”韩信说:“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笑了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5]2628这段对话虽然是刘邦战胜项羽后的事,但反映出韩信在与刘邦交换过程中的知己知彼。
有几件事反映出韩信在处理与刘邦的关系中的交换心态。
韩信初入刘邦集团,很长时间不被重用,于是便不辞而别。萧何把他追回来,又向刘邦力荐,最后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拜将之后刘邦问:“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刘邦:“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刘邦说:“是。”韩信又问:“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刘邦沉默良久,说:“我不如他。”谈到这个地步,韩信便开始了交换的正题。他先分析项羽的“勇”和“仁”:“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5]2612接着他为刘邦出主意说:“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5]2612这就是有名的《汉中对》。徐业龙认为韩信此对“充分借鉴和应用《孙子兵法》一系列军事思想和原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份上乘的战略计划”[7]。这是从军事角度肯定了其价值。王夫之则从交换的角度指出:“信之为此言也,欲以胁高帝而市之也。[8]细言之,《汉中对》有三层意思:第一,项羽之勇是“匹夫之勇”,项羽之仁是“妇人之仁”,因此不是真正的强大,可以战胜;第二,要刘邦反其道而行之,不要吝啬爵位;第三,对有功之臣要舍得城邑之封。这是在暗示刘邦要舍得用爵位封地换取功臣之功。
仅有暗示是不够的,当本钱积攒到一定程度韩信便明码标价提出交换条件。刘邦出关中与项羽争天下开始并不顺利。彭城之败,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齐王田都、赵王张耳、魏王豹相继背汉降楚。而后韩信率兵相继下魏破代,又东下井陉破赵军擒赵王,使燕王望风而降。有了这一系列胜利作资本,韩信便开始了与刘邦讨价还价。
汉王四年,当韩信平定齐国之时,正值刘邦在荥阳被项羽苦苦围打。韩信不但不发兵相救,反而要求作“假齐王”。刘邦怒不可遏,而张良、陈平劝刘邦说:“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5]2621刘邦这才顺水推舟,封韩信为齐王。其实这场交易张良早就明白彭城之败,刘邦问张良。“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5]2039刘邦问张良,他想拿关东的广袤土地换取击败项羽之功,和谁换合适。张良说黥布、彭越、韩信。可见张良劝刘邦接受韩信的条件不是随便的,他对韩信与刘邦之间的交换关系洞若观火。
项羽领略了韩信军事才能后,深感后悔,派人劝韩信叛汉连楚,韩信回绝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5]2622官微位卑与上将军印,言不听画不用与解衣推食言听计从,在韩信心中有细致入微的比较,其交换心态是真实的,而“倍之不祥”、“虽死不易"不过是交换心态所披上的光鲜外衣。
汉王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等约定合兵共击项羽。刘邦军至固陵,由于韩信、彭越不来会合而被项羽打败。刘邦只得躲入营中,深堑自守。他问张良:“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说:“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5]331-332刘邦采纳了张良劝告,把自陈国东至大海的大片土地封给齐国换来了韩信的出兵。
韩信对自己的付出从来都不是无偿的,有一分功,必要一分赏。当他达到“功无二于天下"“挟不赏之功”使刘邦感到赏无可赏时,便促使刘邦停止了交换,先是徙其齐王为楚王,不久又废其王位为淮阴侯,从此韩信“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感到自己在这场交易中吃了大亏。正是这种交易心态,把他推向了图谋反叛的不归路。
五、萧何的不吝付出
汉初三杰的第三位是萧何。萧何具有“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才能,是优秀的后勤部长。他把自己全部才智都奉献出来,所要换取的是刘邦的信任。
萧何之所以以刘邦的信任为付出的回报,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刘邦绑在了一起。萧何与刘邦是同乡,也许是出于对刘邦深刻的了解,也许是出于对刘邦种种神话的笃信,在刘邦还是平民布衣时,已任县功曹的萧何就常常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刘邦加以保护。后来刘邦做了亭长萧何又加以拥戴辅佐。刘邦要到咸阳服役,手下人纷纷出钱以作行资,一般人出钱三百,唯独萧何出钱五百,可见为体现与刘邦关系的不一般,萧何对刘邦是不吝付出的。
萧何对刘邦的付出是竭尽全力的。楚汉相争历时4年,在此期间,萧何致力于后方建设。史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前线刘邦常吃败仗,几次失军亡众落荒而逃。每当这种关头,萧何总是不待刘邦发诏,主动派遣数万之众为前线补充兵员。楚汉在荥阳相持数年,每当汉军粮食匮乏之际,萧何便转漕关中,使汉军粮草供给有保障,使刘邦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
为了取得刘邦的信任,萧何不仅付出了自己全部才干,而且还付出了自己的宗族家人、家财封赏甚至更多。刘邦曾面对争功的诸人说,“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然而萧何的举宗相随,有时候也是出于使刘邦对其更加放心和信任。当刘邦与项羽在关外长期争斗时,多次派人入关中慰劳萧何。萧何不明白其中就里,一个姓鲍的智者对萧何说:“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5]2015萧何这才恍然大悟,派能打仗的子孙昆弟去前线帮助刘邦,免除了刘邦的疑心。汉十一年当刘邦率军平定陈豨反叛时,萧何在后方与吕后合谋诛除了谋反的韩信。刘邦听说后,派人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正当萧何准备欣然接受时,一个叫召平的人说:“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詈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5]2017萧何接受了召平的劝告,让封辞卫,悉出家财助军,又一次解除了刘邦的疑虑。然而就在当年秋天,又发生了黥布反叛事件,刘邦率军镇压的同时,又多次派人问萧何在做什么。萧何请刘邦放心,说自己就像当初支持平定陈豨那样,在后方抚慰劝勉百姓,拿出自己所有支援前方打仗。这时候有个明白人对萧何说:“你这样回答主上,离灭门之祸不远了。您位为相国,功居第一不可复加。然而从您入关到现在十多年了,一直得百姓之心,他们都归心于您。现在您还在孜孜以求得到民和。主上多次对您询问,就是怕您在关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免除祸患的办法,就是放贷求利,多买民田,让百姓对您不满。这样主上才能安心。”萧何恍然大悟,依言行事。果然,刘邦班师回来,数千百姓遮路告状说萧何强行贱买农田民宅。刘邦见到萧何,笑呵呵地说:“如今相国会与民争利了。你自己去向百姓致歉吧。”刘邦的态度反映了他对萧何的放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萧何为相多年,没有给后代留下丰厚遗产“所置田宅,多在穷乡僻壤,而且不建围墙。”[9]这是为了自保的全身之道。
六、结语
剖析了汉初三杰的交换心态,现在可以把他们与范蠡父子做一个比较了。
在追求灭秦复韩这点上,张良是持交换态度的。他一开始想从项羽那里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是当他发现得到想要的结果的交换对象是刘邦并非项羽时,便改变了立场,一心一意的用自己的才干帮助刘邦战胜项羽。这个过程,就像范蠡认认真真经商“逐什一之利”,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交换不是张良的人生目的,他又可以跳出交换之外,以一种洒脱的态度对待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至汉高帝十二年,封侯者143人,前18位依次是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丁夏、虫达。由于当时所上者为战功,而张良、陈平皆居中计谋之臣,所以陈平列在第47位,张良列在62位。但张良却把这些视为“人间事”淡而弃之,欲求神仙那样的自由生活。其对待交换的态度犹如范蠡轻易地将千金散去那样潇洒。在交换心态上,张良和范蠡是同一层级的智者。
韩信与刘邦的关系,也是一种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的关系。刘邦是汉王,是与项羽抗衡的另一半天下的主人。他手里有对韩信拜将封王封地封户的权力。他所需要的是韩信帮助他打败项羽,同样韩信怀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有着责献多少的权力,手里握有重兵,有着援助刘邦积极和不积极的权力。他要用这种权力换取封王封地。在这种交换中,韩信就像范蠡的长子一样,过于看重自己的资本,在付出与收获之间锱铢计较、精于算计。算计的结果,就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最终结果,就像范蠡的长子葬送了弟弟一样,韩信最终葬送了自己。
萧何在交换中的付出是不计多少的,不但不计多少,甚至到了察觉不到利害的程度。萧何曾三次让刘邦放心不下,一次是刘邦在楚汉相争的前线,一次是刘邦在平定陈豨叛乱前线,第三次是在刘邦平定黥布叛乱的前线。而对这三次刘邦的怀疑,萧何却浑然不觉,依然努力地为前线的刘邦做着奉献。为什么萧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靠别人的提醒才能解除刘邦对自己的怀疑?其原因在于萧何根本没有扩大自己影响以威胁刘邦地位的想法。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换取刘邦的成功和信任。萧何的这些表现与范蠡的小儿子非常相似。在《史记》关于范蠡救儿子的事,主要是记载大儿子过于计较钱财而害了弟弟,对小儿子则没有什么具体的描述。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范蠡开始不派长子而是派小儿子的决定,以及后来他对于为什么要派小儿子的解释可以知道,范蠡的小儿子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为了救哥哥,范蠡给他带多少钱,他都会毫不吝啬的全部用上。就交换而言,萧何为取得刘邦的信任毫不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范蠡的小儿子为救哥哥会毫不保留地用光所带钱财,二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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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满仓(1951— ),男,河北省涿州市人,研究员,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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